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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的歌者
蒙古国，这个与我们有着 在全球矿产市场价格狂飚的今天，蒙古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寻矿的热土。蒙古国巨大的矿产储量与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像两台高马力的助推引擎，正将国内矿产企业推向蒙古国的草原戈壁之中。然而，中资企业的北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阻力来自外部，也同时来自内部。本刊特派记者此次前往蒙古国采访了相关人士，对中蒙矿产领域合作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近距离观察。
矿产合作一家独大
二连浩特市郊草原，砂石铺成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篮球赛。比赛双方分别来自二连浩特市政府与华电集团。副市长郭刚一个中投，正中球篮。这场比赛，可以看作是二者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场庆祝赛。 就在不久前，在二连市政府的帮助下，华电集团刚刚与蒙古国达成协议，每年从该国进口100万吨煤炭，以此缓解企业电煤日益紧张的局面。 “从蒙古国进口的煤炭，经陆路运往中国港口，然后走海运送达南方各省，连运费全部算下来，每吨煤较国内市场要便宜100——200元。”华电此项目的负责人王春光告诉记者。 像这样将目光聚焦于蒙古国矿产能源市场的，远不止华电一家。 记者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获悉，截止2007年底，在蒙投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3769家，直接投资总额11.8亿美元，其中矿山领域的投资约占中国在蒙投资的59.98%。 “在商会注册的企业，有100多家，这100多家企业，都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大中型企业，其中矿业企业占到一半以上。”商会秘书长商拉那图对记者说。 这个北方草原之国，早已成为中资企业寻矿的新天地。中蒙之间的贸易主线，也早已从原来的轻工业，平滑过渡到了矿产机电领域。这一点，从二连浩特温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中的冷冷清清便可见一斑。 据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介绍，目前中国从蒙古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便是矿产品。 “其中铜矿粉是一大项，蒙古国额尔登特铜钼矿是世界十大铜矿之一，这个铜矿的产品几乎全部卖到中国去，每年大概有40——50万吨。除此之外，还有众多中资企业投资的锌矿、铁矿，以及规模比较小的金矿。” 蒙古正元有限责任公司，便是这众多中资企业中的一家。在对蒙古国矿产资源进行详尽调查后，正元公司2003年开始进入蒙古国，目前主要在乌兰巴托到二连浩特铁路沿线勘查铁矿。 该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手中有7个矿权，总面积90多平方公里。主要工作是前期勘探，勘探结束后便将矿权转让给其他公司开采，由此获利。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将盈利前景好的矿产自己开采，国内铁矿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市场销售不成问题。” 截止2007为止，正元公司勘探的哈拉图特锌铁矿探明铁矿储量5000万吨，锌矿储量40万吨，可开采30年左右。目前已经与山东黄金合作，进入开采阶段。 “像这样的矿产开采，一般5——6年可以收回成本。”李德亮说。 在蒙古国矿产勘探市场，像正元公司这样专注于勘探领域的，还为数不多。更多企业，则是将目光直接集中于矿产投资、开采。 其中中国有色金属NFC公司与蒙古国金属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的图木尔廷-敖包锌矿，是迄今为止中蒙矿产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 该矿位于蒙古国东部苏赫巴托省，拥有750万吨矿石，预计可露天开采25年，地下开采30年。截止2006年，图木尔廷-敖包锌矿每天可加工1000吨矿石，每年生产7万吨以上锌粉。据统计，仅2006一年，该矿就为蒙古国经济增长贡献了9.6个百分点。 在众多参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中资企业中，中有色只是其中一家。 除此之外，山东鲁能参与了苏赫巴托省附近的煤矿勘探；神华集团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参与开发了世界上最大的煤矿塔木陶勒盖，储量70亿吨；大庆油田与胜利油田，也参与了蒙古国的石油勘探，并已开始小规模出油；包钢与蒙古国泰盛发展公司也开展合作，后者拥有蒙古国南部最大的两个铁矿山“额仁”和“达矿”，资源供给量1.3亿吨…… 记者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获悉，目前中国有70余家公司在蒙古寻找矿产勘查项目，其中大中型公司的名单上，可谓是众星云集：中国铝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福建紫金矿业公司、神华集团、鲁能集团、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等。 尽管这其中的很多企业仍处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尚未进入实质开采阶段，但无可否认，一场中资企业参与开发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中资企业的利好
北京开往乌兰巴托的火车，一路呼啸地穿过草原大漠。巴吉和儿卡已经对眼前景色的变化失去了兴趣。因为一年当中，他们要如此往返很多次。儿卡告诉记者，二人同为加拿大一家矿业公司工作，前往北京是为了与中方合作伙伴洽谈业务。 像巴吉与儿卡这样为外国矿业公司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一般都具有地质学专业知识，精通英文或者中文。在蒙古年轻人当中，他们是高收入群体。驱使他们奔波于北京与乌兰巴托之间的，正是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蒙古国最新统计数据来看，该国已发现矿产6000多处，其中铜铁矿各20亿吨，金矿约3100吨，锌矿约755万吨，煤炭约500亿吨，石油约60亿桶。除此之外，还有钴、钨、钼、锰、铬、铀、萤石等各种稀有矿产资源。 这仅仅是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冰山一角。据专家预测，该国至今未探明的地下资源将大大超过现有探明的资源量。 而在蒙古国南边，处于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对矿产能源的需求十分巨大。 近几年，随着国内汽车、内燃机、电动机、电子通讯设备等一些耗铜机电产品产量迅增，拉动了对铜的需求。同时国内在建、拟建的铜冶炼项目不断增加，国际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这些都拉动了国内铜产品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中国大型、特大型铜矿床所占比例极小，多数为小型矿床，且铜矿床多为多金属矿共生，伴生元素多，品位低，组分复杂，选冶难度大。 2007年，中国铜精矿产量85.63万吨，精铜产量344.14万吨，而当年全年铜消费量却达到456万吨，铜供应严重不足。根据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预测，2008年我国铜消费量将增至500万吨。而我国铜矿山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冶炼能力的40%。 国内铁矿石需求的缺口同样如此。据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预测，2012年前中国铁矿石需求将以每年平均8%的幅度增长。其中，2007至2012年全球铁矿石需求将增加2.5亿吨，预计76%的增幅来自中国。 像这样稀缺矿产资源的名单，还可以拉上很长。 除此之外，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量闲置资金迫切需要找到投资项目。而国家资源战略储备体系的建立，使国内对矿产能源的需求更为迫切。 据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介绍，蒙古国已经确立了以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在 2007——2021年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前半期以资源开采带动经济发展，后半期靠资源创造效益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 在中国方面，国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找资源，对前往海外找矿的中资企业，在政策上还有特别支持。正元公司李德亮告诉记者，财政部有一笔风险勘探基金，每年发放给在海外勘探资源的中国企业。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蒙之间的矿产资源合作，便是在情理之中。除了资源与市场的互补，在矿产合作方面，中国还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蒙边境长达 “蒙古国如果不卖给中方，东西就运不出去。像华电、神华这样的大企业，进入蒙古矿产能源市场后，这些优势可以保证他们很快拿到对方的资源。”二连浩特副市长郭刚告诉记者。 从另一方面讲，蒙古国国内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巨大，但是由于受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所限，矿产资源勘查力度不够，不少成矿区（带）勘查程度偏低，大多数矿产尚未进行开发。 而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却是中资企业的强项。 由于地质结构相同，中国矿业企业在勘探、开采的技术上，很容易将国内的经验移植到蒙古国来。除此之外，中国矿产勘探企业的优势在于其成本，在设备、人员、劳务、运输等各方面，均低于外国公司。 “外国公司勘探费要高出正元50%左右。”正元公司负责人说。 此外，内蒙与外蒙同根同源，无论是在语言交流上，还是生活习俗上，都比较接近。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记者发现，在中国矿业公司从事翻译、管理的人才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内蒙古或者是在蒙华侨。这种人才储备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对中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利好。
合作之路并不平坦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坑洼的路面随处可见。 记者曾坐车前往蒙古国中部地区哈拉和林，老式的苏联汽车驶出乌兰巴托 据统计，蒙古国公路总长 不仅如此，矿产勘探与开采所需要的水、电、手机信号等，基本上也处于空白状态。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前往蒙古国进行矿产开发，前期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据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介绍，正元公司这一部分的投入，占到总投入的20%——30%左右。 基础设施的薄弱，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来弥补。但是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往往使中资企业更为头疼。 “很多蒙古人将矿产开发看作是掠夺资源与破坏环境。特别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上的一些原因，中国人在蒙古经常受到不友好待遇，于是中资企业在这方面遇到的阻挠尤其的多。”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说。 正元公司便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据该公司负责人李德亮介绍，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最后考虑到该矿资源一般，加之当地的复杂情况，公司便将此矿转手给了加拿大一家公司。 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得知，很多中资企业都有类似经历。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中资企业在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不得不做出一些额外的示好工作，借以维持与当地的关系。 例如正元公司帮助当地建立幼儿园与喇嘛庙，花费200万图帮助当地政府拉电；中有色每年负担苏赫巴托省20名大学生学费，并为该省综合医院新建了先进的X光透视室，对病房进行装修，此外还投入1.1亿图为矿点与西乌尔特县之间架接了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博得民众好感，中资企业往往在当地媒体上将如上事迹大加宣扬，唯恐天下不知。记者在乌兰巴托的几家蒙古媒体上，都看到过类似的自我宣传。 基础设施与当地关系，还不是中资企业所要面对的全部。对这些企业来说，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蒙古国多变的法律环境，特别是矿产法律的变动。 据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拉那图介绍，根据蒙古矿产法第 “现在议会又有新议案，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国家必须参股51%以上，现在这个议案正在讨论之中，还没有通过，但是意见基本上一致了。” 新议案提出后，在蒙古国内部引起很多争端，有矿权的表示反对，没有矿权的表示要维护国家利益。 “实际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问题。外资企业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在议会中他们往往成为箭靶。” 虽然新议案还有待下一届议会通过，但是很显然，蒙古国政府已经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矿产政策：抓大放小。大型战略矿国家控股的比例，已经成为影响中资企业长期战略计划的重要因素。 商拉那图说：“以中有色为例，之前与蒙古国政府签订的优惠协议是前5年免税，后5年减半，此外还有其他优惠政策。但是矿产法一经修改，这些优惠都没有了，外资企业全部变成了国民待遇。这些变故本不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中，现在都必须计入预算了。” 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对此深有同感：“蒙古国政策经常变化，没有连续性，比如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使很多在蒙投资企业转持观望态度。” 除此之外，更多的地方性保护政策，如设立环保区限制矿产开采，也是中资企业需要面临的一大困难。“分明是野地，没有草也没有资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保护什么。”李德亮抱怨说。 在企业用人方面，蒙古法律对外资企业也有限制。 李德亮告诉记者：“最早时公司工人劳务费为每人7万图，如今雇佣中方劳务人员有一个1：10的规定，即雇佣一名中方劳务人员，要付出比蒙古国工人高出10倍的工资。”
阻力不只来自蒙古国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中资企业面前，那就是外国矿业公司强有力的竞争。 “在矿产合作领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要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说。 记者在蒙古国停留的20天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乌兰巴托街头，能说英语的当地人，十有八九在外国矿业公司上班。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于对自身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蒙古国开始奉行“多支点”外交，即在与俄罗斯、中国两大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重点加强与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借以获取经济外援，一方面得以在多国竞争中保持蒙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很多西方矿业公司纷纷进入蒙古国矿产市场。 据蒙古国资料统计，单是加拿大一国，在蒙投资的上市矿产勘查公司就有19家。其他国家的矿业公司，如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英国的金龙资源，日本的三井与三菱公司等，都在蒙古设有分公司。这些公司较中国矿业公司来说，资金更为雄厚，技术更为先进，在蒙古国进行矿产开发的时间更早。 在蒙工作多年，现为二连市副市长的郭刚告诉记者：“美国与加拿大等国，控制了蒙古的重要战略资源，比如说铀与石油、焦煤、黄金等，俄罗斯作为传统势力的拥有者，则控制铜、白银、萤石。” “占有蒙古大矿的，主要是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公司，矿产投资额上，中国虽然可以占到第3位，但是矿产分散，多而小。”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也有同样认识。 众多外资企业竞争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中资企业拿矿难度加大。中国企业看上的矿，往往已经被其他外国公司先行获得。 “我们神华公司看中了蒙古国的一家焦煤矿，但是进展的不顺利，因为加拿大一家叫艾芬豪的公司也在争取这个项目，结果造成神华公司4年谈判而没能取得进展。”郭刚说到这儿时，脸上划过一丝无奈。 阻力并不仅仅来于自国外。国内的外贸体制，是中资企业头上的另一道紧箍咒。 目前在蒙古国投资的中资企业，享受的是蒙古国的国民待遇。但是在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上，同为中资企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策上面临的却是两重天地。 郭刚说：“我们国家体制约束很强，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一般是没有贷款。有些情况下获得贷款必须通过中信保来投保，这种繁琐的程序使得民营企业往往是看的到项目拿不出去钱。” 以铀矿投资为例。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快了核电站的建设，预计在2020年之前，将上马一批新的核电站。而目前情况是，国内的铀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蒙古的铀贮备相对丰富，两国地理位置接近，中资企业投资蒙古铀矿，应是理所当然。 “在蒙古国的铀矿开发上，我们是全军覆没。”郭刚这样告诉记者。 原因有很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参与开采是重要症结。国有企业在海外参与这种敏感的战略性矿产时，必然引起很多人的猜忌与怀疑，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便是前车之鉴。 但国内民营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样的投资。“没有政策优惠，还要背负政治负担，还不如去金矿开采，一袋金子开采回来了，卖给谁都可以。”郭刚说。 跟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入蒙古国开采矿产资源，在资金、技术、装备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协同作战，当正元公司力量不足时，可以向其他国有企业请求帮助。”正元公司李德亮说。 但民营企业所遇到的困境，国有企业同样感同身受。 正元公司对此便深有体会。进入蒙古国勘探铁矿，公司只得到财政部一笔200万左右的风险勘探资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在开采阶段，国家可以提供无息贷款，但是在勘探阶段没有。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资金，主要靠自己筹集。”李德亮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存在层层审批，效率不高的问题。李德亮告诉记者，“我们在蒙古国看重一个项目，要报到山东局批复，大一点儿的项目还要报到总局，有时等待批复下来要一年时间，错失了很多良机。”
共赢的未来
阻力也不仅仅来自于体制，还来自于中资企业自身的意识。 蒙古国矿产资源法的颁布与几经修改，目的就是将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蒙古国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设计，到2021年，蒙古国人均GDP要达到19000美元。在这个矿产资源丰富，人口只有280万的国家里，这并非不可能。但前提是蒙古国对本国矿产的控制与有效开发。 记者曾经在蒙古报纸上读到一篇名为《蒙古人人都能成为富翁》的文章，其中心思想，便是蒙古矿权全民持股、引入外资、定期分红。在蒙古国这样的国家战略面前，相关人士指出，中资企业应该适时转变思路。 “我们要摒弃绝对控股的思维。超大型项目由中国来控制对方的命脉资源，可能么？尤其是小国，他有自己的安全考虑，有自己的心态。”柴文睿说。 未来中蒙矿产合作中的一大亮点，是靠近中蒙边境地区的奥由陶勒盖铜矿。从目前勘测的结果看，该矿是一个超大规模储量的铜矿，存储量有可能超过智利。此外，还有蒙古国南部塔木陶勒盖超大储量的煤矿。 “这两个矿的矿权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将来中国要切切实实参与到这些矿产资源的开放中去，只有参与进来，才能达到我们利益的最大化。”柴文睿告诉记者。 由于中国有市场与地理之利，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中蒙经贸中，是蒙古国有求于中国，如果中国人不买，蒙古国的资源下辈子也卖不出去。柴文睿十分反对这种观念。 “必须要让蒙方看到实际利益，必须对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实惠。” 柴文睿一连用了三个必须，来强调共赢的重要性。 记者在蒙古国20天的采访中感受到，在蒙古国与中国的矿产合作中，蒙古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总是认为中国是在掠夺他们的资源。 蒙古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为怪。横亘在中蒙矿产合作之间的，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有蒙古人对中国不信任的问题，有蒙古国国家政策的问题，还有蒙古国经济独立与国家安全的问题。 前驻蒙大使高树茂一再强调：“中国企业不应只了解与蒙古的矿产合作，还应了解中蒙之间的历史由来及未来发展方向，做到真正的互利共赢、增信释疑。” 做到增信释疑，中资企业或许可以尝试更多的合作方式。 华电的做法便受到了二连浩特副市长郭刚的赞赏：“像华电这样的企业，很有智慧，有战略眼光。你要的是资源，你想喝牛奶，不一定要养奶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据郭刚介绍，华电集团每年从蒙古国进口100万吨原煤，采取的是只做贸易不做投资的方法，为了保证原煤的运输，华电与蒙古铁路局正在进行谈判，内容是自备车皮将蒙古国国内的煤矿运输回国。 “蒙古全国只有1800辆车皮，一年的运力满打满算是700万吨。那么我再投1800辆，这样每年就能从蒙古运输回来700万吨煤了。所以对蒙古国的工作，不要去投资矿，而去投资车。谁卖给我我就叫他装车拉煤，我只拉我自己的煤。”郭刚说。 同样的方法，秦龙国际也正在尝试。郭刚就这种方式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我出钱去你家挖东西，我带着铁锹去。虽然土地、矿权、路权都是蒙方的，但通过投资铁路，中资企业同样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蒙古国方面少了疑虑，双方合作会减少很多麻烦。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同样也有利好的一面。 柴文睿告诉记者，过去中蒙之间的合作，多是企业对企业，无法与政府谈判，因为政府手里没有任何企业。矿产资源法修改以后，蒙古国政府有了股份，两国政府间或中资企业与蒙古政府间，就有了沟通的可能，这对中资企业未必是坏事。 记者离开蒙古国的前一天得知，苏赫巴托广场国家礼仪宫前宏伟的成吉思汗铜像，是在中国铸造，随后在蒙古国成立800年之前运回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的铜矿粉与中国的资金技术，成就了800年后的成吉思汗塑像。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它预示的，或许正是两国矿产合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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