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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川江上的拉纤场景
田洪光和老伴在临江小屋里
田洪光躺在120万字的手稿上 从田洪光家的窗户望出去，是雾蒙蒙的重庆，长江就在几百米外。 一台款式过时的台式电脑摆在这扇窗边。一块皱皱巴巴的红布小心地盖在键盘上，椅子的扶手坏了，只能用一块木板和两根黄色皮筋将它绑起来。83岁的田洪光老人在这里消磨每一天的大部分时光，他总是弓着后背，用自己榆树皮一样苍老的双手在电脑上敲打。 这个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的重庆老人，用了大半生时间还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江和船夫生活，写出了一部120万字的手稿《死了没埋的人》。 3年前，手稿被删节为55万字付梓出版。可直到今天，这本毫不起眼的厚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新华书店的销量也没能超过50册。一切都与儿女们之前的想象一样，“在这样一个快餐时代里，有谁会愿意看看这本写三四十年代底层生活的书呢?” 但一个长期关注长江的文化人无意中读到后，却发出感慨：“如今，川江上有了雄伟的三峡大坝，但再也没有了桡夫，没有了急流险滩，更听不到那曾经悲凉、激昂、打动人心的川江号子了。因此，有关长江往事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珍贵……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再现了长江的‘前世’。” 可是对于田洪光老人来说，想要记录这一切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初衷，“等我们这辈人死了，还有哪个来讲川江的故事呢?” 这些事情我要记到，死都要记到 在江上，“弄船”不是份体面的职业。旧时的重庆曾经流传着，挖煤的是“埋了没死的人”，弄船的是“死了没埋的人”。 田洪光出生在江边。三四岁就下河凫水拉船。高小毕业后，因为付不起“五斗米的学费”，被迫辍学，12岁时正式成为一名小船夫。每天，在一条“出租车般大小”的木船旁，学习上水拉纤、下水推船，为两岸的人们摆渡。 父亲早逝，这个农家孩子正在独自经历一场自己也茫然不知方向的大时代漩涡。新的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入重庆水上公司菜园坝站做一名船工。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时川江的凶险。作为长江上游河段，这段从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重要航道，长1000多公里。老船工们回忆，几乎每5公里就会遇到一处“要命的险滩”。 田洪光曾亲眼目睹，一艘装煤的缆载船因为超载“被浪沉了”，乘客像树叶一样漂浮在江面上，呼救声撕心裂肺。湍急的江水将船板撕成碎片，“像箭一样射向落水者”。一个平日里最熟水性的船工，本来已经弃船游走，没想到这时却被碎木板刺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正因如此，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田洪光来说，没有比“多学些弄船的手艺，不挨饿”更紧要的事了。那时，既没有师傅，也没有教材。每到船靠岸时，他就立刻去码头上找间茶馆，要一碗3分钱的“玻璃茶”，听那些几十年船龄的老师傅摆龙门阵，记下他们口中各个险滩的状况、肉眼看不到的礁石和冬夏风向。 除了死记硬背，学这门手艺似乎没有其他诀窍。更何况船工们大多脾气古怪，“你就仔细听，莫要开腔，如果你发问，他们绝对不会回答”。有时，老船工们会说起许多江上的传奇故事。田洪光也将这些一并死死地记在脑子里。 1982年，这个摸透了川江秉性的老船夫终于退休了。有时，他也会和孩子们讲讲那些古老的故事。大女儿田家还记得，自己曾经随口说过一句，“要是能写下来就好了。”没想到，“他就真的听进去了这句话，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田家笑着说。 这位身高不到1.6米的老人，认定自己有了一项重要的事业。他一边整理资料，一边写作，“夏天的时候，打个赤膊，从早写到晚”，最多的时候，居然能写上12个小时。甚至直到现在，老伴也会抱怨几句，“20多年喽，在屋里头一直坐着写，啥子都不干”。 那时，没人看重书桌上这摞越来越高的稿纸。对于5个子女来说，这充其量不过是父亲“消遣晚年的最好办法”。10年时间过去，在早春一个毫不起眼的日子里，这个像蚂蚁一样勤力写作的老人，终于在手稿上重重地写道：“1992年2月初稿完毕，谢天谢地!” 可没有人知道这重逾5公斤的手稿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买最便宜的红格子稿纸，修改的时候只能用蓝色圆珠笔在上面重重地涂上一笔。如果需要整段修改，他就小心地剪下一块白纸，在上面重写一遍，再像打补丁一样贴到原稿上。 眼下，这个老人有时会佝偻着脊背，用一种对待宝藏般小心翼翼的姿势将这份书稿从柜里拿出，翻看，尽管薄薄的稿纸已经布满霉斑，发黄变脆，轻轻一碰就可能裂开。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也已经开始褪色。一展开时，一股发霉的味道就冲出来。 但他一边略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说，“看看这手稿，很不规范哈。”另一边，又宝贝似地摩挲着，“这些事情我要记到(重庆方言：记住)，死都要记到。” “手写的历史”是多么脆弱 初稿完毕后，老人花了大半年时间，重新誊抄了一遍手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儿女们哭笑不得。他用塑料袋包好那份“比较干净”的手稿，一个人兴冲冲地坐上公共汽车，直奔市里的一家杂志社。 “就想要发表，让别人也看看嘛。”老头乐呵呵地说。 一位编辑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手稿，可是两年时间过去，一直毫无音信。当田洪光再次打电话前去询问时，却听说这位编辑已经退休。接电话的人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一大袋子稿纸好像被堆在桌子底下，后来不见了”。 田洪光终于意识到这本“手写的历史”是多么脆弱。后来，在四儿子田太权的劝说下，已经70多岁的老人决定学习五笔字形输入法。 从事当代艺术的田太权并没有想到，父亲会对这个浩大的学习工程如此认真。连续3个月，每天上午，他都坐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达田太权的工作室，跟一名年轻职员学习五笔字形。 在田太权看来，“那可真是个折磨人的过程”。 这种折磨大概与1977年的一纸文件有关。那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等各个媒体发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根据官方解释，“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因此，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590个原字平均笔画为13.1画，462个简化字平均笔画为6.9画，简化字比原字笔画减少近一半，一部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结构变成了常用字;减少了一部分汉字的偏旁。 就这样，“街”简为“亍” ，“部”简为“卩”。当时，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田洪光费力背熟了这套“二简字表”。 可那是一个多变的年代。1986年6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正式停止使用“二简字”草案。但在老人的手稿里，这些已经被废弃的简化字却会时不时地蹦出来。正因如此，在学习五笔输入时，他不得不将人们最熟悉的那些汉字的正规写法，用红笔认认真真地抄在本子上，“每天看几遍，以免忘记”。 但他已经老了，记忆力正在慢慢衰退，前一个小时才刚学会，下一个小时就可能完全忘记。眼下，田洪光的电脑桌上放着一本《五笔字形拆分字典》，这本将近有10年历史的小薄册子快被翻烂了，就连生锈的书钉都露在了外面。 也正是那个时候，这个一生节俭的老人第一次跟上了潮流，让大儿子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儿女们发现，他总是陷入这样的尴尬，想输入一个字，却发现打不出来，他只能去查字典搞懂偏旁部首，可是第二天又忘记了，一切就又要重新开始。 “就像科学攻关一样，这本书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的。”田太权说。田洪光老人一度打算学习普通话，改用拼音输入，可是随后就发现，“川音难改，新音难学，我学了一年还是放弃了。”他拍着自己的脑袋怪不好意思地说。 他只能和五笔输入法较劲了，有时气极，便会在家里“拍桌子、打巴掌”。可这一切都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写书大业，“10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过去的”。 2004年，噩梦又一次降临到了这个老人的身上，他患上了晚期食道癌，食道大半被切除，胃被提到胸腔和剩余的食道接连。然而田家还记得，手术结束没多久，甚至连伤口都还没复原时，父亲却像个孩子一样吵闹着要求回家。 原来，老人担心自己长时间不打字，可能会忘记曾经熟记的五笔字根。儿女们不得不把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病房。这个体重骤然下降20多公斤的干瘦老头，就一只手吊着点滴，另一只手颤颤巍巍地在键盘上继续修改自己的稿子。 就算船工们再能干，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 事实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丢失过一次的手稿，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噩运。 早在1960年，田洪光就有了将老船工的故事记下来的打算。那时，他曾经是单位的宣传骨干，被派到市文化宫进修，学习创作金钱板和相声，并将这些本领应用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宣传‘继续革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去。 不过，同时也在学习“创作的秘诀”的田洪光，却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有一段时间，他独自生活在一条25吨的驳船上，从涪陵、武隆、彭水、秀山沿长江顺流而下，运送一些衬衫、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 那时的川江，正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发生变化。1949年后，130多处著名的险滩被整治。一篇来自长江航务管理局的文章中提到，在川江整治过程中，“解放后不到30年，完成工程量892万立方米，相当于旧中国124年整治工程量的100多倍”。这一切，改变了“长江航道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状态”。 田洪光如今还在念叨着的“青滩和泄滩”，也在那时一并被清除。川江，正在变得平静甚至“单调”。因此，每当有人请老人讲些自己的船工生涯时，他总会歪着头想一想，然后摆摆手笃定地表示：“没得啥子生活。” 有时，船停靠在小码头，一天“不装不卸”，他就点起铁铜色的马灯，在船尾的铺上弓起膝头写作，记录下茶馆里上百个老船工的故事。 故事里，川江滩险，几乎没有船夫敢在雾天或黑夜里拉船。只有一个船工是例外，他站在船头，仅仅凭脸就能感觉到风的方向。无论是在长江，还是嘉陵江，只要感觉到风在脸上移动，就知道船在向哪里移动。 可是更多的船工，只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在老人的记忆里，世界还是那个“装不完的重庆，吃不完的上海”。 在船上，操篙弄桨的人被称作桡夫。每每船从重庆到宜昌，总是满载货物，需要的桡夫多。而回程却不需要这么多人，很多桡夫不得不走路回重庆。但从宜昌到重庆，至少也得七八天。 盘缠少，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山头像拳头一样，一个接一个”，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因此，他们必须背上砂锅和大米，一路自己煮来吃。也有时，不熟路的年轻桡夫掉队了，这就意味着“饿饭”，甚至还可能被野兽吃掉。 但还有比这更凶险的事情。田洪光经常提到的泄滩，地势凶险，水波浩荡，“犹如一锅煮开的水”。想跟旁人讲话，就算双手围住嘴巴，接近对方的耳朵，也要大喊才能让对方听到。 每当船经过这里，就要临时雇人拉纤，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尽管只能赚到一天的饭钱，滩上滩下还是等满了饥饿的穷人。不过，这可是个要命的差事。如果发号施令的旗语出错，船只在水里打旋，纤绳就会像拖死狗一样，将人拖来拖去。若纤绳挂到礁石缝里，拉滩人就会被撞死或勒死，身首异处。 老船工们还记得，那半山的岩石坎上，“到处都是撕破了的衣裤碎布，在风中摇摇摆摆”。 这就是那时的船工所要经历的一切，生于岸上，死在江中。每每说起这些，田洪光就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语速也加快了，拍着腿大声说：“就算船工们再能干，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 当时30岁出头的年轻船工田洪光，就在昏暗的马灯下，记下了这些故事。可是一次靠岸时，他的小驳船与轮船相撞，“轰的一声”，驳船尾巴被撞出了一个大洞，“丢了扫把、衣服、布票、叶子烟、半斤盐巴、半斤菜油和几斤米”。 他辛辛苦苦记录的那些资料，也顷刻间顺着江水漂走了，“当时真是好心痛哦”。不过因为“年轻，记忆力好”，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被工人们称作“爱写作的田师傅”，决定重整旗鼓再写一遍。 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他将记录下来的资料和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书一起，藏在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巨大的米柜里，甚至还在上面小心翼翼地上了一把大铁锁。可倒霉的事情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还在上小学5年级的田家记得，一天下午，菜园坝街道上的几个“代表”背着背篼，到家里搜查“老田收藏的封资修”。母亲已经吓得不敢搭腔，而田家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个小女孩很积极地告诉代表们，“我知道爸爸把东西藏在哪里。”甚至，她还把父亲平常偷偷藏着的钥匙也递到了代表面前。 米柜被打开。代表们将《红楼梦》、《水浒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连同田洪光最珍视的手稿，胡乱地塞进背篼里，全部没收了。事实上，当这几个代表卸下背篼，也只是老田一家的邻居。一天，田家正在楼下玩耍，忽然发现楼上飘下来一些碎纸。原来，父亲当做宝贝一样收藏的书，被代表的孩子们撕碎扔掉了。 至于田洪光的手稿，从此无影无踪。 如今已经退休的田家还记得，父亲下船回到家，发现米柜里空无一物，简直气疯了，“他拿起皮带，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这是我记忆里，他唯一一次打我。” 人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几年之后，进入大学的田家懂得了父亲当时的愤怒。可当2006年，父亲提出想要出版这本书的念头时，她却无法表示赞同。说起来，她算得上是手稿最初的“半吊子”读者，“120多万字，哎呀，头大，实在看不下去”。 现在想来，这个固执的老人其实早就制订了出书计划。退休后正式写书时，田洪光变成了一个“节俭得吝啬”的人，甚至就连买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他也不肯打开自己的荷包。十几年过去了，他的全部积蓄有3万多元，“就想用这些钱出书”。 可是，没有哪个编辑愿意费力气读完这样一部长篇。没办法，这个重担落在了田家的身上。尽管父亲提出，“字可以小一点，纸可以薄一点，但文字最好不要删”，不过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初稿里的内容还是需要大量删减。 大女儿还记得，半年时间里，自己每天总要花上5个小时编辑这本书。她打通了原来不甚清晰的故事梗概，删掉了许多“有头没尾的故事”。可当看到眼前的删节版，田洪光简直气坏了。 他郑重其事地用黑笔写了一封信，并请老伴做邮差，捎给在报社工作的女儿。 “田家，”老人一本正经地这样称呼，“我承认，我是不懂语法和标点符号，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苦写经验，还是有点知识，懂得树(塑)造人物的语言和个性形象。” 在长达6页的信里，老人抱怨，女儿把很多她“认为多余的细节删掉了”，“如果按照报刊杂志的观点，桡夫们的下流习气和庸俗语言及很难懂的语言(方言或船工术语)，都应该删去。这样就失去了时代性，就不称桡夫了。失去了历史时代风气。” 他甚至质问：“如果只为迎合现代青年人的情趣，用现代的华丽词藻，那还有啥子历史?”他打定了主意，这些书“情愿不卖钱，也要原汁原味”。而最理想的情况，是“作为历史的货料罢”。 甚至现在，遇到前去探望他的客人，老人也会拉着对方小声地抱怨：“原稿中对人的评论和咒骂，几乎都是桡夫们自己说的。现在，把那些说话人都去掉，好像这些就是我作者说的一样。”一个短暂的停顿过后，他发现客人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继续说道，“我可是经过反右时期大鸣大放的人，有些作者骂了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可要不得。” 当田家从母亲手里收到这封信后，虽然“哭笑不得”，但也决定重新收录父亲想要保留的故事。眼下已出版的这本以川江上“乌泱泱的拉纤队伍”为封面的书，纸张并不精美，行距也比一般新书更小。 儿女们赶在父亲80岁生日时，将这本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书送给父亲，这当然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田洪光还没学着练习作家的排场，有朋友要他签名，这个矮小的老人就将手上的蓝布袋铺在马路的石阶上，席地而坐，用随身带着的黑色马克笔签名。 甚至，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还常常到新华书店，满足地看着书架上摆着的那几本新书。可如同人们所预想的一样，这本书的销量很差，它们的位置从门口不断迁往最僻静的角落，最终，下架了。 老人并没有太多表现出自己的沮丧，但儿女们知道，“他感到很悲哀”。这些厚厚的书册和手稿一起，只能堆在家里。田太权记得，一次，父亲突然问起他是否认识图书馆的人，“送给图书馆吧，只有在那里才能保存时间长一点。” 这个一辈子也不懂网络的老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尽数上网去了，很少看书。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好碰上了上网的时代。”可没有人想到，这一次，网络改变了这些孤独书册的命运。 今年3月，在微博上有着十几万粉丝的田太权“织了个围脖”，这个艺术家将“老爸的故事”浓缩为一条100多字的微博。第二天他再次打开微博时，“吓了一大跳”，这个普通老人的故事已经被转发接近1000次，而评论也已经接近500条。 这个“固执而倔强的老人”的经历令网友们唏嘘。有人热心地建议，“转告你父亲，精心保存资料，将资料多拷贝两份。用方言真实记载底层生活社会万象意义重大，功莫大焉。”一个广东的“80后”提出，“想支持一下，不只是买回来做摆设，而是认真地看一下，这是一个人一生啊，多珍贵。” 老家就在重庆的人说，面对这本书仿佛“看到了故乡，高高的朝天门，激魄的两江汇”。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青年作家春树，也在等待了13天之后终于买到了一本。“令人敬佩!”她用自己的黑莓手机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 “上海迷糊女青年”已经读了一部分，感觉这“就像外婆跟我絮叨的故事一样，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书，人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过去长江是很野性的，现在简直温顺得不可思议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创作中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田太权看着这本《死了没埋的人》说。 田洪光讲述的，是当下以及未来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的长江。直到今天，这个大半辈子与江船打交道的老人还能在本子上清晰地写下十几个险滩的名字。不过，炸药和大坝，终于让这一切都消失了。如今，它们只留在了老人的笔下。 他在长江边上生活了一辈子，过去住吊脚楼，现在变成了水泥房。可是楼道里依旧没有电梯和电灯，墙壁都已经发霉，单元门口是卖水果的小摊、米粉铺子和“小周旅馆”。 但是，他还是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只因为这里“看得到长江嘛”。有时，他会像个孩子似地趴在自家的窗台上，指着远方说：“看到江对岸没有?原来总是沉船，因此建了个庙，压了一条红蛇在下面，后来的船就都平安啦。” 他又指着楼下的一片，“这里原来就是堰塘，前面是一片裙带石”。他兴高采烈地回忆起来，自己就在这里拉滩，“如果走得不好，人可是要被踩到水里去的”。 只不过，在他手指的方向，长江已经改变了面貌。小庙早就消失了。楼前，是一座看不见尽头的双层立交桥。堰塘成了“珊瑚公园”，铺满草坪，棕榈树在其中生长。一个穿着红色T恤的年轻人正在晨跑，“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我可不晓得。” 不只在田洪光的眼里，甚至对于田家和田太权来说，长江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样子。那时，每年夏天江上涨水，江畔的吊脚楼总会有几层被淹没。有时，洪水淹到3层楼，住在4楼的田家人就要躲到另外的高楼屋顶上避难。 这时，田太权会跳到江里，从窗子里游回家。做好稀饭，挖点泡菜，放进平日洗衣服的木盆里，再从洪水中游过去端给家人。 更多时候，江水淹没了菜地，这群江边长大的孩子就发展了一项名为“捡浮菜”的娱乐活动。一次，田太权发现对面飘过来“一片大布料”，正准备游过去捡回家，可稍一靠近，才发现那是个已经被泡得发涨的“水大棒”(浮尸)，“真是又好玩又恐怖”。 直到今天，他们甚至还常常从相同的噩梦中惊醒，“涨大水了，房子倒了”。洪水一过，总是给地板上留下了腥臭的污泥，但人们只是整理一下屋子，“生活还在继续过”。 眼下，这对50多岁的姐弟坐在江滩上喝茶。身边的人打起了麻将，对岸是重庆华丽的夜景，而河道里的，是无声的长江。田家不由得感叹：“过去，长江是很野性的，现在，简直温顺得不可思议。” 或许正因如此，已经83岁的田洪光老人，总觉得自己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要再写一本，写写解放后的船工”。尽管老伴会担心，“你还写，都是快要死掉的人了。”可是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算了一下时间，我还能活个六七年，总能够再写一本出来。” 有时，田洪光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熟记于心的川江号子。他学着纤夫的样子，身子向前倾，双手好像紧攥着一条纤绳，然后用并不嘹亮的嗓音唱起来： 一见南津关， 两眼泪不干， 心想回四川， 难上又加难。 田家还记得，在自己小的时候，这样“悲凉的号子”常常从很遥远的地方，传到她和弟妹们的耳中。但如今，当田洪光推开自己的那扇窗户，川江上，再没有号子声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