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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字记忆 离开凤凰古城的怀抱，身上还有它那热情的余温，奇峰甲天下的张家界又向我招手了。可是，当我在吉首火车站排队准备买去张家界的火车票时，突然听到身后有几个驴友说，应该去芷江看一看，说是那里正筹备召开世界和平大会呢。 芷江，一个多么芬芳的名字啊。读过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知道芷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兰科植物。我知道，这座侗乡小城也和这种兰科植物一样，有着悠久而芳香的历史，远在汉朝，这里就是舞阳县的治所，唐五代时，为沅州府所在地……使芷江名扬天下的是近代那场战争——它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血字”。 拂开历史的烟尘，现在，终于有人再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应该 hand in hand 了。芷江，也可以像韶山、井冈山、西柏坡一样，做为红色旅游的景点了。本来我不是一个热衷红色游的人，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却触动了我的神经，于是当我把钱伸进购票窗口时，嘴里吐出的竟然是“怀化火车票一张”。 火车在湘西丛山中穿行，我的眼前似乎又看到了当年中国军队在湘西同进犯中国大后方的日本军队激烈战斗的场面。 遥想60多年前，日本强盗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片国土。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凭借大山和长江三峡天险，顽强地守住了川、滇、黔、桂几个完整的省份。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则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在敌后狠狠地打击侵略者。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的抗日战争，再一次印证了中国这句老话的正确性。可是，由于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芷江却被人遗忘了，那座受降纪念坊还曾被当做反动的东西被扒掉。 抗战时期，中国政府自从迁都重庆以后，日本军队就把重庆当做主攻目标多次空袭，并企图从湖南经贵州，在陆地直取重庆。理所当然地，中国也把湘西当做重点防线派重兵把守。1944年盟军成立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总司令部机关就设在素有“黔楚咽喉”之称的芷江。当时的芷江，还有一处号称远东第二的军用飞机场，威震长空飞虎队的战机，就是在这个机场上频繁起飞降落，有时，还可以长途奔袭日本本土。到1945年，中国的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此时的日本人，就像赌输的赌徒一样，孤注一掷地投入8万多兵力，拼命要夺取芷江机场和摧毁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是，湘西就成了举世瞩目的战争焦点。发生在1945年4月和5月，历时55天的湘西会战，中国军队在湘西击毙日军12490多人，击伤日军23300多人。以阵亡7700多人、伤1100多人的代价，终于守住了湘西这道重要防线。 湘西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向日军败退阶段转变的转折点，从此，这伙强盗再也无力向中国的大后方进攻了。3个月之后的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中国军队在接受日军投降时，举行了一个历史性的受降谈判，谈判地点就是中国陆军司令部所在地的芷江。因此，芷江就有了“受降城”的称号。1947年，国民党政府还在芷江修了一座“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简称“受降坊”），摆脱日本人奴役的中国人便把这个纪念坊称为“中国的凯旋门”。 这么一个重要而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就是我一定要去看的理由。从吉首到怀化4个多小时的火车，然后是颠簸了3个半小时的汽车，才在晚上6点钟进了芷江城，当夜，我在城中找了一家干净的小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早起床，我漫步城中，不知不觉来到舞水江边，去看素有中国最长的风雨桥——龙津桥。 美丽的舞水在芷江画了一个弧形的大弯穿城而过，明万历19年（1591年），一个芷江出生的云游僧人为了两岸人民交通方便，多年四处化缘筹款，在舞水上建了一座风雨桥。长桥横跨舞水，江水从桥下流淌，如龙吐津，因而命名为“龙津桥”。 此桥全长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龙津桥头找了一家饭店用过早餐，便打车直奔七里桥的受降坊公园。应该感谢舞水，是它在这里冲积出一块小平原，于是才有了机场。说起机场来，据说它是“先落飞机后有机场”呢。据说1930年2月，守卫芷江的军阀企图割据一方，得到消息后，湖南省主席何健立刻派人乘一架军用飞机去视察，飞机还突然地安全降落在七里桥这块冲积平地上。 受降坊公园是在原陆军司令部的旧址上兴建的，进了大门，是一个不太大的水泥牌坊，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了。牌坊由四个柱子组成，呈血字型，它的寓意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因此人们又称它为“血字碑”。牌坊上题着不少对联和横批，都是当时重量级人物的文字。 其中蒋中正的题字是：克敌致胜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 李宗仁的题字是：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何应钦的题字是：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 那是在1945年8月14日上午50分，日本天皇在皇宫宣布无条件投降。15日上午，蒋介石给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发电，敦促其投降，受降地点设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位置——芷江。双方来往了几次电报，终于定下来在8月21日举行受降谈判。 受降会议会堂设在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板房内。在中外记者的闪光灯下，历史留下了一个个难忘的镜头。8月21日下午4时，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会议由中方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代表中国军队签字的是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上将。当天的会议从下午8点才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谈判，一直到23点30分结束。第二天又对受降的细节问题继续商谈，直到23日商谈完全结束，共进行了3天零52小时。主要内容包括：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封存一切日军的武器弹药、兵船飞机、仓库码头等一切物资及设施，保持完好等待中国政府接收；释放被俘中国军人及被扣中国民众并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医药等；凡日占区的各类伪政权人员、档案、票据、土地房屋、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商号、矿场及公共事业等一律造册，负责保管，听候验收，不得迁移破坏或藏匿；一切现钞、准备金、债务及粮食、工业产品物资等立刻造册列明分类数量，等待接收…… 在芷江受降中，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共签发了24份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首段文字是，正告日军司令官冈村宁茨“除以后另有命令变更者外，一律视同命令。” 这些掷地有声的命令，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让芷江小城生辉。 可是，人们不要忘记，是中国军民用鲜血换来的这一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上海保卫战时中国八百壮士坚守闸北的悲壮、台儿庄的浴血奋战、血战昆仑关的枪炮声、武汉保卫战的枪林弹雨、赴缅远征军的泣血悲歌、湘西会战的同仇敌忾，血汗筑成的滇缅公路、撒满飞机残骸的驼峰航线……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有多少军队都是整连、整营、整团、整师地阵亡！到战后，国民党的五大王牌军主力几乎丧失殆尽，经过统计，国民党军在抗战中伤亡270万人。可是这一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大陆上的中国人很少知道，却是平型关大捷、地雷战、地道战、百团大战人们耳熟能详。抛开历史和政治上的偏见，我们有理由说，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都为民族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这是血字的记忆，谁也不要忘记。 为了纪念芷江受降这一盛事，当时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在芷江修建受降城，并且还想在芷江建立一个省，取名为“和平省”。但是后来由于中国内战的爆发，仅建成了一座血字型的受降坊，之后，国民党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逃到台湾。 可惜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恩怨殃及无数，也包括这座无辜的“凯旋门”，在一片极左声中，这一历史建筑竟被人为地扒掉了！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大陆和台湾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涯，身处海外和台湾的国民党的老军人们深怀他们为之流血奋战的这片热土，他们或取道他国，或直接从香港踏上日思夜想的家园。不少在湘西战斗过的老兵回到芷江，想亲眼看一看用战友鲜血筑成的血字碑。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血字碑不见了踪影。直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时，湖南省人民政府才在原址上，依照旧照片，照原样重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受降纪念坊”。 199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为了提升芷江的旅游名气，湖南省各级政府又想起了国民党时期建设受降城的方案，加大了投资力度，一座现代化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等首期工程已经竣工。 如今，受降会堂的布置还是过去的样子，会场的中间墙上是孙中山画像，画像两边是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应须努力”对联。会议桌子上铺着白布，放置的座席牌上写着受降代表的名字和日方投降代表的名字。我在里面驻足很长时间，空空荡荡的屋子虽然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我仿佛听到了中国代表义正严辞的话语声。 不知为什么，每次旅游来到旧战场时，我的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情绪，比如，在锦州我看辽沈战役纪念馆，大理石墙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单，心里就生出无名的心痛。厌恶战争，这可能缘于我的家庭的一次闲聊。记得有一次我痴迷地看电视里热播的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在一旁说：“中国人打中国人，你还看得这么来劲？”我一想他说的不无道理，于是就随手换了一个电视剧频道。刚好这个频道演的是抗日题材的片子，我就看了起来。妻子看了几个血腥的镜头后却厌恶地说，别看了，无论是正义与非正义，人类之间互相残杀永远让人诅咒！ 走出芷江，坐在大巴上我整理着思绪，竟无由地产生了一种想法：愿天下多出一些芷江那菩萨心肠的风雨桥，不要再出“血字碑”了。 （此文作于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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