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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台楼阁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北宋）滕子京
【一】 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的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起先是三国时期，东吴都督鲁肃操练水师的地方。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始建为楼，后毁于兵燹。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5年），当时贬谪巴陵郡（岳阳在宋时属巴陵郡）任郡守的滕子京，集资重修了岳阳楼。 滕子京重建后的岳阳楼，主楼三层，高达15米，以4根楠木大柱承负全楼重量，再由12根圆木柱子支撑2楼，外以12根梓木檐柱，顶起飞檐。彼此牵制，全楼梁、柱、檩、椽全靠榫头衔接，相互咬合，稳如磐石。一直到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才再次毁于战火，翌年重修。清代也进行多次修缮，最后一次是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知府张德容对岳阳楼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将楼址内迁6丈有余。之后，直到1983年才又进行了一次落架重修。 滕子京不但官做得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在陕西任内，就因“机要费”问题（这是皇帝批给地方官员的一小笔机动的钱），被言官参了一本（监察御史梁坚，以挪用、贪污为名，把滕子京和驻守西部的军队副统领张亢给弹劾了），因为之前滕子京曾经“激烈批评”过仁宗 的“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皇帝老儿下不了台，（嘿嘿！这下就该让你也尝尝我的厉害吧）于是不顾范仲淹的辩护（他们二位是“新政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将滕、张二人贬官（这也是范仲淹“改革”的关键时刻，“反对派”们，开始动摇他根基的第一步）。 滕子京一到地方，仍“不思悔改”，大造“形象工程”－岳阳楼（至今仍有人考证他是个贪官，说是清政廉洁的老范被蒙鼓里，还写了那篇楼记，顺带为他歌功颂德），整天与一帮子文人吟诗作对，把酒言欢，还到处搜罗“唐贤今人诗赋”。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颇有才学的诗人。在大楼落成之际，凭栏远眺，诗兴大作写就的“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澄清”词句，也够气势的，我尤其喜欢最后一句“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岳阳楼最终能够“永垂不朽”，还是得益于范仲淹的那篇《岳阳楼记》。时值庆历六年，范仲淹已是“新政”失利，被贬谪的非常郁闷的时候，应滕子京之请，在没有到过岳阳的情况下，反而一气哈成，写得淋漓尽致，甚至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口号”，引来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共鸣和推崇，成为了“忧国忧民”的千古典范。盖过了滕子京的文采和光彩，反倒有 “我原本就不是来报考电影学院”的味道。这，或许就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庆历新政”的“较量”，滕子京不可能从陕西的“一把手”，被贬到巴陵郡，也就没有闲情逸致来重修什么“劳什子”的岳阳楼，老范也绝对不会在“日理万机”中“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如此这般地“满腹脑骚”的写就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同时被贬安徽滁州的欧阳修（也是范仲淹的“朋党”），如果不是这次的“失势”，同样也不会在繁忙的朝政中，感受到“山水之乐”，更不可能“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其乐亦无穷也”，也就不会留下这千古传颂的优秀散文－《醉翁亭记》。 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岂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再看看，二十多年后的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虽然变法取得了宋仁宗孙儿的绝对支持，初步阶段也非常成功，但是也落了个“二度罢相”的结局。想得更远些，战国时期，商鞅的变革空前的成功，为秦国后来的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自己却戏剧般地得到了一个“腰斩于世”的“下场”。当然，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仁人志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想，即便是面临着万丈深渊，可能“粉身碎骨”，仍然“前仆后继”。因此，中国才会在缓慢中进步，前程才会充满希望。 【二】 从汉口到荆州（那时称荆沙市），再坐班车经由江陵轮渡，踏过长江，进入湖南的公安、常德，直至长沙、湘潭，进行我人生的第一次大游历。在湘潭“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后，才安下心来游览了这座闻名遐迩的岳阳楼（对于每个人来讲，生存往往是第一位的。吃饭问题不解决，说什么都是空洞的）。 岳阳楼背靠岳阳古城，俯瞰洞庭，遥对君山，北依长江，南通湘江，当我登上这“状似头盔”的高楼，远眺那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八百里洞庭，只见白帆点点，云影波光。在湖光潋滟中，我的脑海里却泛起了 “先天下忧乐”的范仲淹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以及他们那场“短命的改革”。由此，默默祈愿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够继往开来，不走弯路。（现在想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话说，宋仁宗（赵祯）在公元1022年（即天圣元年）登基之后，还算是一位想“有所为”的君主。但是这时的北宋中期，日子并不好过。在内外交困的时候，他想到了变革，想起了范仲淹。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人，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的进士。“庆历新政”前，曾经“三起二落”，一是天圣二年（公元1023年），因不满赵太后干政，以“宁鸣而死，不默默而生”上谏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出发前友人送至城外，说“此行极光”，第二年太后亡，他又回到 了京城，时任右司谏；另一次是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时任右司谏的他，因灾情上谏犯了龙颜，被贬地方（远行时亲友送到关外，说“此行尤光”。“庆历新政”失利后，他自嘲道：仲淹已三光矣。）至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才调任苏州知府。景佑五年（公元1039年）西夏犯宋，兵逼延州（今陕西延安），皇帝才起用了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他时年已经50岁，依然风尘仆仆地赶到延州戍边。赴任后，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生灵涂炭，许多难民无家可归，范仲淹心情沉重地吟出《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后经范仲淹的运筹帷幄，安顿民生，修塞固边。西夏的骑兵很难再纵深而入，当时边关流传了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连西夏王李元昊也感叹道：范仲淹的胸中有百万雄兵！ 到了庆历三年，西夏在与宋的对峙中，讨不到更大的便宜，只好同意议和，自此北宋又赢得了一丝安定的局面，皇帝才想起来一定要“革新图强”，于是开始风风火火地“励精图治”。 现在皇帝又想起了他，刚开始范仲淹也有些推诿，但在皇上的信任（或叫宠信）下，数日内就拿出了他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四）择长官，（即派出得力的人才检查地方政绩）；（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减徭役，（即减少民间税负）。 宋仁宗一看极为高兴，因为范仲淹在这份奏章中，说出了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范仲淹还一时半会，想不到或者不敢去想，触及皇帝“革新”的底限） 除第七条“修武备”的“建言”外（军权对一个皇帝来说，是其要紧的“命根子”，从此可窥一斑），其他九条全部照准，补充可操作的细则后，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史称的“庆历新政”。其核心内容，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干部体制改革。这档子的事，摊到现在依然是块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当时更大的问题出在“门荫”（又称“恩荫”、“荫补”，通俗地说是“大树底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前的“留城”和“补员”）和“纳粟”（即买官，或捐官）上。在这些现象的因素下，现任官员不但冗员严重，而且普遍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考察“长官”时，就发现“一把手”的王昌运年老多病，走路都走不了，三年来，州政荒废。后来替代他的刘依，也已经七十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都不知道。看得欧阳修直摇头。 所以这“新政”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也就不奇怪了。当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面临重新分配时，他们也就结成了联盟的“反对派”，随着范仲淹的“大刀阔斧”下，哀声遍朝时，老范“狠心”地说，“一家哭总比十家哭、百家哭，乃至万家哭好。”于是在“反范大旗”下，集结了相当一批大官僚、大地方豪强和大内太监，串通、组织了“倒范计谋”。 第一计从经济入手，可惜范仲淹清明廉洁，搞不倒他，就从他的根基动手，上面说过的滕子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之一； 第二计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在欧阳修的弹劾下遭贬，怀恨在心。现也站在了“反对派”行列，他喜欢书法，还培养身边的一位丫环，模仿名士石介（他是一位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议论朝政）的笔迹。这够黑的夏竦唆使丫环，篡改了石介给富弼（范仲淹的心腹干将）的信，暗含要“发动政变”，废黜宋仁宗的内容。把这子虚乌有的信，“举报”到皇帝老儿那里，仁宗看了，虽然不太相信，但是也泛起了嘀咕。 第三计也是最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朋党”为私。以当朝宰相贾昌朝、大官僚王拱辰、前朝老臣夏竦等人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考察的官员，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一党的竭力维护，非一党的排斥打压。 这一状，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第三年（公元963年），以唐朝“牛、李党争”（最终发展为威胁皇权的“离心力”）为鉴，在这年九月下诏：凡是及第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以后历位君主，在禁止朋党问题上，态度坚决，绝不姑息。 收到“小报告”之后，宋仁宗给了范仲淹一个“答辩”的机会。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仁宗在朝堂上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襟坦荡的范回答说：“我在戍边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胆小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的。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能分辨忠奸的。假如结党为公，那又有何害呢？” 宋仁宗对这样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此时，血气方刚的欧阳修（公元1002年～1072年，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即公元1030年中的进士，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直抒胸臆，一口作气写了一篇《朋党论》呈交宋仁宗，却无异于火上加油。 欧阳修的《朋党论》政论，对党争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朝廷中的确存在结党。他分析为：有小人以利益为联盟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他向皇帝提出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利弊，“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皇帝挑明，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啦。如此理直气壮的宣告，等于说“反对派”的状子，告得没错（不是污蔑），同时也在挑战皇帝的“底线”。所以此文一出，“反对派”们弹冠相庆，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朋党的。政局急转而下，这篇《朋党论》成为了“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对于宋仁宗来说，首先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野反对之声连成一片，只好下决心把“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历史舞台”。 这一年六月，任命范仲淹为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他一离开京师。“反对派”们就开始全面反扑，仁宗皇帝也全面动摇了。十一月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罢免了范仲淹的职务，贬官至陕西彬县；罢免富弼的枢密副使职务，贬官至山东郓城；罢免韩琦的枢密副使职务，贬官至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贬官至山东兖州，理由是“支持朋党之风”。连他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名士苏舜钦，也被罢官，并削职为民。欧阳修也同时被贬安徽滁州。 一场历经一年多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改革，就这样谢幕啦。幸亏以包拯为首的一些人，尽力为抑制“门荫”的措施，说了些公道话，“新政”的成果才没有被“全盘否定”。 【三】 “曲终人不见”的今天，我来到了岳阳楼，走进大厅，墙壁上这篇镌刻着时代痕迹的诗词，似乎让我听到了，那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在千百年前就无愧地做到了。只不过，这样的志士仁人身上，为什么总是要笼罩着悲剧的色彩呢？难道说，这是回旋不去的“民族怪圈”吗？果真如此，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的悲哀，民族的大不幸。 也难怪，历史上那么多的高人逸士，在进不能“经才济世”时，只好选择退而“独善其身”。安下心去“江上数峰青”啦，这样反倒创造出“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繁荣的文学氛围。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除了“杀伐”之外，就是一部非常厚重、辉煌、无奈的文学史。 喜兮？！悲耶？！ ……
附录：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991年10月游历 2007年6月整理自《旅行大事记》成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