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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山位于长江北岸安徽省滁州市西南约5公里处，“醉翁亭”就建在琅琊山麓。“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琅琊也。”这是我国“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传世名作《醉翁亭记》的“开篇”。仅寥寥24个字，早已把笔者的思绪引入“爱之欲忘返”的琅琊胜境。 据史书载，宋仁宗庆历年间，朝政腐败，权贵当道。刚直不阿的欧阳修原是朝中“京官”，因他力主改革新政，敢揭官场黑幕，被左丞相夏竦等“政敌”以其与外甥女有染的“桃色新闻”为罪名，于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将欧阳修贬谪滁州。一日，欧阳修办完公事，备马上山。在琅琊古寺前遇住持僧智仙，二人纵论古今,相见恨晚。智仙和尚说：“世事多曲折，历来如此。惟有山水之乐，最能陶冶人的性情。”一席话，使背负冤屈的太守感慨万千，遂与僧人结为知己。后来，智仙和尚在山道旁建一小亭，请欧阳修亲笔作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即由此得名。 于是，欧阳修常邀朋友在醉翁亭中饮酒作乐，共叙衷情。他经常看见老百姓在亭前的“让泉”饮水解渴，也持盏畅饮，连称“甘哉！甘哉！”从此，欧阳修便用泉水待客，称为“与民同味”。笔者路过“让泉”时，见其底部尽显岩石，幸周六夜大雨，方有一缓缓细流，憾无当年“泻出于两峰”之势。不然，笔者亦想痛饮几杯，以寻找一番“与太守同味”的感觉呢。 听导游说，醉翁亭初建时，仅一座孤亭。明代虽建房“数百柱”，但遭战火毁坏。直到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安徽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主持按原样修复，才为后人留下醉翁亭等建筑。笔者乘兴围醉翁亭等建筑绕行一周，感觉此古建筑似不足1000平方米，却布局紧凑、别致，富有江南园林特色。尤值一看的是，置于六角亭中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碑刻《醉翁亭记》，它由欧阳修的学生、与其师同列入“唐宋八大家”的苏轼手书，人称“欧文苏字”。“文革”中此碑损于“破四旧”的锤凿之下。粉碎“四人帮”后，琅琊山管理处不仅保护好文物古迹，还请人对照原碑刻拓片，逐字揣摩，精心錾刻，使新碑刻保留了“苏字”的风格。《醉翁亭记》碑刻共401个字，每个字约10厘米见方，字字神韵飘逸，豪气奔放，令游人阅文赏字，兴趣盎然。 醉翁亭北有三间劈山而建的瓦房，掩映在绿树丛中，此为“二贤堂”。堂内挂有抄录的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和《朋党论》条幅。笔者以为，将这两篇条幅并列于此十分恰当。试想，若无那篇痛骂朝廷奸佞的《朋党论》，则不可能有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醉翁亭记》。笔者游览时还闻一传说，一天傍晚，欧阳修与村民们在醉翁亭中划拳猜令，热闹非凡。智仙和尚见状上前劝阻，满脸通红的欧阳修哈哈大笑道：“我何曾醉了？……朝廷中有人盼我早点醉昏老死，我岂能让他们满意呢？”说罢，他手捋胡须，闭目沉吟，竟赋诗一首：“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智仙和尚听毕，幡然所悟，他不禁喃喃自语：“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也！” 琅琊山还有一处当代“墨宝”，是原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同志退休后为苏轼诗《次韵王滁州见寄韵》书写的碑刻。“君看永叔与元之，坎坷一生遭口语。两翁当年鬓未丝，玉堂挥翰手如飞。”据导游解说，“永叔”乃欧阳修的字；“元之”即王禹称。前者“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后者“遇事敢言”，“颇为流俗不容”。二人虽尚中年，但屡遭贬斥，均谪为滁州太守。“我倦承明苦求出，到处遗踪寻六一。凭君试与问琅琊，许我来游莫难色。” 笔者从东坡先生的诗句领悟，诗人在昏庸的朝廷中已厌倦了为官生涯，他也想到琅琊山的醉翁亭去寻访“六一居士”、欧阳修老师的踪迹……碑刻的笔法遒劲，力透字外，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啻为琅琊胜境又添置一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