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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山林最羡滁，山宜樵木水宜鱼。残碑短石犹存古，赢得天闲此附居。”古人一首七律，道尽滁州山水之形兼备，四时之景不同的无限风光。
千百年来，一代名郡滁州背依风景秀丽的琅琊山，卓然于江淮之间。在风景区的丰山脚下，有一处古老的园林，上倚丰山，下临幽谷，古木参天，山花遍地，这便是自宋代遗留至今的著名胜迹丰乐亭。
关于丰乐亭的兴建，欧阳修在《与韩忠献王书》中告诉友人：“偶得一泉于（滁）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换，构小亭于泉侧。”而民间传说却略有不同：据说欧阳修在家中宴客，遣仆去醉翁亭前醴泉取水沏茶。不意仆在归途中跌倒，水尽流失，遂就近在丰山取来泉水。可是欧阳修一尝便知不是酿泉之水，仆从只好以实相告。欧阳修当即偕客去丰山，见这里不但泉好，风景也美，于是在此疏泉筑池，辟地建亭。因背依丰山，亭名“丰乐亭”，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欧阳修为此写下了《丰乐亭记》，并以《丰乐亭游春》一诗记载与民同乐之盛况：“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知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丰乐亭建成以后，欧阳修写信给好友梅尧臣，索文留记，又得到任职扬州的同僚韩琦所赠名花细芍药十株，分植亭畔泉边，还从州东五里外的菱溪以“三犊曳二轮”，移来五代十国时所遗怪石二块“立于亭之南北”，“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另外在丰乐亭东南数百步的山坡上，又建醒心亭，亭成时逢曾巩来访，便请曾巩作记，留下了文坛的一段佳话。
亭成以后，游人纷至，加之稍后的醉翁亭落成并著文，一时间，三亭三文名满天下，千百年来不独文人骚客来此感怀吟咏，各色游人历代不绝，“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
继丰乐亭、醒心亭建成以后，历代以来陆陆续续在景区多有开发，明代尤甚。亭区内先后建有保丰堂、九贤祠（均在丰乐亭院内），大观亭（在丰乐亭南山坡上）、来远亭、壮怀亭、金声亭（均在丰乐亭南山坡上），以及时若亭、绎思亭、王阳明祠等二十余处建筑，景区规模日渐扩大。清末，乡贤薛时雨重修醉翁亭时，一并重修了丰乐亭。诸多建筑中，丰乐亭自不必说。比较著名的有九贤祠和王阳明祠。九贤祠（即今之危楼）内祭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韦应物、李德裕、李绅、韩思复和宋代滁州知州王禹偁、欧阳修、张方平和曾肇等九人；王阳明祠又名王阳明讲学处，王阳明在南太仆寺任职时曾在此讲学布道，一时间，弟子云集，该祠即为颂其功德而建。
自宋以来，文人墨客竞来探幽，尤其是明代在幽谷附近设立了直属中央管理马政的太仆寺（后更名为南太仆寺），许多文人相继来滁为官，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碑刻。其中以宋代大文豪苏轼所书的《丰乐亭记》大字碑刻，最为珍贵。亭中一口数千斤重的大钟、明人尹梦璧所作“滁州十二景”诗画石刻，亦为亭中至宝。可惜因为时代的变迁，建筑损毁，文物流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坏严重，许多珍贵文物被当作“四旧”，或焚毁，或砸毁，房屋倒坍，林木被砍，美丽的丰乐亭几成废墟。
现在的丰乐亭，为一长方形亭院，院墙有正门及左右侧门。正门门额嵌明代在滁任南太仆寺卿的萧崇业所题“丰乐亭”三字砖刻。院内有三进建筑，第一进便是丰乐亭主亭。原亭为16立柱挑檐翘角的四方亭，现亭为1996 年重修。亭内有欧阳修《 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 等书法作品悬挂于左右两壁。第二进为保丰堂，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滁州知州陈则清主建。取名保丰，意在保佑年年丰收。原堂几经兴毁，现堂为1989 年重修。第三进为危楼。危楼前有左右厢房，各为三间平房，左名棠舍，右名芥舟。 危楼曾名九贤祠，后名危楼，取高耸之意。现楼两层，上下各三间，均为1996 年重建。亭院内另有碑刻若干，著名的苏轼书《 丰乐亭记》 大字碑刻两块，即立于院内的左侧。院落内外，较珍贵的古木有古银杏、古龙柏、古黄杨等，枝干苍劲，形姿优美。
亭院外左侧的山坡上，有1999年始疏浚并整修的山泉一眼，名“幽芳泉”，取《 丰乐亭记》 “掇幽芳而荫乔木”句意。泉上有亭，因泉名之为“幽芳亭”。亭院外右侧的山坡上，有明、清时期的摩崖石刻数块，散布于林木之间。其间一块元代至正年间所立的蒙汉双方摩崖石刻较为特别。
紫薇泉在幽谷之中，泉水清澈，久早不涸。紫薇泉原名幽谷泉，宋元佑二年（公元1 087 年）滁州知州陈知新重修时，改名“紫薇泉”。泉上原有碑，“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但泉水仍常年涌流不息。
1962年7月27日，丰乐亭曾被省里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琅琊寺、醉翁亭的保护范围。1963年滁县文教局曾派人对古建筑群加以修复，后毁于文革。1974年以来，有关部门违规在丰乐亭景区新建了油库，景区从此变为禁区。现在的景区是20世纪90年代由滁州市文化部门重新修建的，规模已较鼎盛时期大为缩小，所存文物亦寥寥无几。好在还有一点过去的模样，只待油库搬迁，便可重见天日。
作为一处山水园林的建筑群，丰乐亭本身并没有多少特别值得推崇的地方。值得关注的倒是它的首建者欧阳修的赤子情怀以及文抒胸意的《丰乐亭记》。
回首欧公生活的那个年代，北宋帝王一方面重用、信任文人士大夫，特别有意识地从贫寒阶层选拔人材。使得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北宋帝王又故意在士大夫中间造成相互牵制的局面，努力使个体平庸化，这就使得有理想、有才华的士大夫备受压抑，屡遭挫折，壮志难酬。这是欧阳修一类渴求在仕途上有积极作为的宋代士大夫们的共同悲剧。
大浪淘沙之下，寄情山水者有之，忘情佛老者有之，纵情丹酒者亦有之。“贬官任上无所事”，成了许多贬官自感怀才不遇，看重一己身名利禄，无所作为的开脱之词。
有志之人屡遭贬谪，难免郁郁，这其实是人情之常。同样是贬任地方，作为京官鸿儒的欧阳修来到地偏人简的小郡滁州，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只是他比一般人更为心胸开阔，视一己的压抑为无物，表露得非常委婉。欧公素有宏志，希望对国家、对百姓有所贡献，在扭转宋朝贫弱痼疾的事情中有所作为，因而积极面对政事，刚直敢言，不畏讥馋，也因此获罪外贬。但正如《宋史·欧阳修传》称其“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井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比起天才横溢的苏轼来，欧阳修有他更像一个政治家的一面，而不单纯是一个感性、审美、诗意的文学家，他更加注重政史之事，关注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积极追求儒家的理想。欧公来滁以后，效防前贤、“宽简”治政，倡导农桑，筑城强兵，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到任的第一年，全州岁物丰成，民心喜乐。在滁州任上的第三年，滁州先涝后旱，由于日常“劝农节用，均丰补欠”，灾年里不但没有饥民逃荒现象，反而实施了兴修城隍（无水城壕）的大工程，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勤政的结果。在旱灾之年，受传统鬼神文化影响，欧阳修也数次率州民上丰山汉高祖庙祈雨，其中一篇祭文写道：“当天事之时，不能勤民于农，而亡（无）备灾工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责以修其阙而辄于神。赖神聪明，知厥过之在吏，闵斯民之哀，赐之丰年”，大有唐代韦应物公知滁州时“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立愧俸钱”的仁政遗风和爱民情怀。
作为和《醉翁亭记》并称姊妹篇的《丰乐亭记》，名是写景，更多的是述政，表层抒写作者的山林之乐；次层抒写作者与民同乐，并自我肯定在滁州建立的政绩；深层则表现出作者以从容、淡定的心态坦然面对人生遭际，体现出一种积极有为、乐观旷达的精神。从两文中透露出的是作者政治上和创作上不凡的识见，更体现出作者独特的人格魅力。
千百年来，欧阳修之所以备受敬仰，除了其作为文坛领袖开了一代文化先河，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范仲淹一样具有开阔的胸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也心系民生，退也心系民生，一生勤勉于政事，绝不懈怠，以与民同乐为己任，显示出系民乐于己心的大儒情怀。可谓上源大同社会理想，下导和谐社会理念，和我们今天所倡行的建立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处。
“世间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处于偏州下邑，无名胜士如幼卿者黼黻之，故潜伏而无闻焉。且幼卿固能使琅琊闻于一方，自非欧阳公之文，安足已达于天下。或谓文辞无关于世，果定论耶？公以道德师表一世，故人乐诵其文，不然，文虽工未必久传也。”明代宋濂之述评，可谓一语中的。
(丰乐亭)
(丰乐亭)
(丰乐亭)
(丰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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