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县是董仲舒的故里，作为后人祭祀董仲舒的董子祠和讲习儒学及董子著作的广川（董子）书院，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景县的历史上建有董子祠两所，一在景州城内，一在广川镇之大董故庄。明代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在《重修董子祠碑记》中说，“州旧有董子祠二，其一在里中，最古，有唐宋碑碣；一在北门之外，不知始何时。”元代天历元年（1328年），乘务郎条县（今景县）尹吕思诚将县城北门道右的董子祠移建到县治之东，使董子祠有“崇台高三丈，杰阁二层，”第二年落成，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广川台”。“条县无县学，吕君又筑讲堂祠下，为东西两斋，命教谕刘澂权主董子祠事。”并命县学的生员“朔（初一）望（十五）先谒孔子庙，次则及焉”（曹元用《董子祠堂记》）。这时董子祠已是讲学、祭祀兼而有之。又过了十几年，元顺帝时，河间总管王思诚将董子故里的古祠改建为董子书院，“设山长一人，以奉祀事且领教事。（明李东阳《重修董子书院记》，《元史》王思诚传有记）”这是景县历史上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广川（董子）书院。后来县治之董子祠及董子故里之广川（董子）书院毁于战乱。明代英宗天顺年间，御使章璠在县治城东建祠，在恭祀董子的同时，恭祀高允等8人。改董子祠为“景贤祠”。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御史卢雍按行至景，在董子故里“榛莽间”发现广川（董子）书院的遗址。“乃嘱河间知府陆君栋、知景州徐政俾经营之。始于首夏，阅月而成。其中为堂三间，以奉董子像。旁翼两斋。缭以围垣，揭以名额，而又刻其遗书以惠学者（明李东阳《重修董子书院记》）”。明嘉靖年间，监生冯时选捐资重修广川董子故里之董子祠，并置香火地17亩。到了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和八月，先后下诏毁首善书院和包括东林书院在内的天下所有讲学书院（《明史•本纪二十二•熹宗》）。当然广川之董子书院也逃脱不了这一厄运。“至是先毁首善书院为天下倡，而畿辅书院遂尽废为公廨矣。以致我景在广川镇之书院迄今未能恢复（《景县新志》）。”但董子故里董子祠仍然存在。民国以后，董子祠成为董故庄的学堂。2001年，据董故庄一位年近七十的村民回忆，他在董子祠读小学时，尚有正堂三间，东房数间，大门南开，祠堂占地在三、四亩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在破除迷信活动中拆毁。现在书院旧址有断碑残额，“景州重修董子书院记”九个大字清晰可辨。清代康熙年间，景州知州周钺又在景州城东购买土地，扩大地基，重建董子祠，请康熙皇帝题写“阐道醇儒”额，这样州城董子祠又恢复到元时的规模。据景县志书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知州宋彭寿在州城南门内购地创修广川书院，兴工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竣工于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共计筑堂舍40间，内设桌凳，一如试院编列字号，于北院建义学12间，以作童蒙讲学之所。但由于仅有院产18亩，别无其他来源，不敷费用，没有多长时间书院就荒废了。所以志书说，“以经费无着，未能实行延师讲学。是书院之名虽复，书院之实究未复也。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遂改筑为高等小学校。”

据记载，董子祠中奉董仲舒神主，左右各塑少年一人，称之为左聋右哑。这是怎么回事呢？据当地人说，当年董仲舒在董故庄广收弟子，授业解惑。他那广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深为人们称颂。董故庄佃户刘氏，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煞是招人喜爱。董仲舒亲为起名，一个叫刘聪，一个叫刘慧。兄弟俩长到三、四岁，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个成了聋儿，一个变为哑巴。生活穷困的刘家，此时更是雪上加霜。一日，董仲舒来到刘家，对刘某道，我看刘聪、刘慧天资聪明，就让他们跟我读书吧。刘某答道，像我这等人家，生活已经难保，况且二子乃聋哑之人，哪里还敢生此狂妄之心。董仲舒说，我等近邻，两个孩子的费用就全免了吧。我用心调教，将来也许成为大用之人。刘某见董仲舒如此心诚意切，第二天将两个聋哑孩子送到董家别墅，行过拜师之礼。从此，刘聪、刘慧每日从董仲舒就学于董家别墅。两个聋哑儿真是天资聪慧，一年下来已知读书人的礼仪，二年过去已可将儒家经义书写于人，三年之后刘聪耳明可辨宇宙之音，刘慧开口能讲人间之语。刘某领着两个儿子来到董家别墅，那番千恩万谢就不用说了。刘聪、刘慧用心学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董仲舒得意弟子。后来，弟兄二人双双举为孝廉，刘聪官至县令、刘慧位于郡佐。董仲舒在景帝时拜为博士，后又举家迁往长安，刘某同两个儿子倡导乡人捐资为董仲舒建生祠一座，内塑董仲舒坐像，左塑聋儿，右塑哑子，以昭示后人。

董仲舒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然而明代天启年间，景州广川镇董子书院却奉诏被毁。对这件事民国年间编写的《景县新志》写道：“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壬戍诏毁首善书院，八月壬午并毁天下讲学书院。”“案明史张居正恶人讲学，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已诏毁天下书院，然犹未尽毁也。至是先毁首善书院，为天下倡；而畿辅书院遂尽废为公廨矣。以致我景在广川镇之书院迄今未能恢复。”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叫顾宪成，他于万历八年（1580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又迁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因将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拟入名单而为当朝奸佞诬为徇私植党，被夺官削籍为民。他回到老家无锡之后，决定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书院，叫作东林书院，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场所。于是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对东林书院进行整修，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完工。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集天下“抱道忤时”、“退处林野”之士，研习程朱理学，讨论救国济世之道。他们的反对派称之为东林党人。邹元标在京城创建首善书院，因党争被罢官的东林党人李三才在家乡创办双鹤书院，与无锡的东林书院遥相呼应。其影响广及朝野，声势大振。到明熹宗天启年间，大批东林党人进入朝堂，成为弄权乱政的阉竖魏忠贤的心腹大患。魏忠贤不择手段地罗织罪名，构谗惑上，对东林党人进行排斥和陷害。到天启五年（1625） ，位居朝堂的东林党人或罢职，或引退，或惨死，出现了魏忠贤一党独霸朝纲、为所欲为的局面。为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削弱东林党人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先后于天启五年两次下诏，先毁首善书院，进而毁东林书院和天下所有讲学书院，——这就是广川董子书院被毁的原因。

《景县新志》说“张居正恶讲学书院，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下诏毁天下书院。”此说可能有失史实。张居正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请归乡里，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复出。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升任宰臣，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去世。第二年，也就是1583年三月追夺张居正官阶。怎么能于万历十七年因张居正“恶讲学书院”而“下诏毁天下书院”呢？殊不知此时张居正已死去七年矣。张居正在神宗万历年间曾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其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这是继“嘉靖新政”之后，明代地主阶级完善其国家制度、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一场自我革命。“核驿递、省冗官、清庠序”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措施相当严厉，取得了“多所澄汰”的效果（《明史•列传一百一•张居正》）。据此推测，整顿书院大概包括在“清庠序”之中，而景州广川镇董子书院是清而未毁，一直到天启五年毁于魏忠贤之手。

由于董仲舒在封建社会的影响，董子祠和广川（董子）书院成为封建士大夫瞻仰礼赞的胜景，有的作记勒石，有的写诗作词，当我们打开景州旧志，欣赏这些文字的时候，展现在面前的是董子祠、董子书院当年的辉煌和兴旺，以及人们对这位匡时大儒的同情和惋惜。目前所能见到的碑记有元参知政事曹元用写于元天历初年的《董子祠堂碑记》，明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写于明正德年间的《重修董子书院记》，明兵部尚书周世选写于明代的《重修董子祠碑记》，清名士康乃心写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的《重修广川伯董子墓祠记》，清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写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重修董子祠堂碑记》，清知景州事屈成霖《重建大成殿董子祠碑记》，清代名臣景州人魏廷珍写于清雍正年间的《重修董子祠碑记》。

流传下来的诗就比较多了。元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太原郡公王恽所作《董子祠》诗，全面评价董仲舒生平事迹，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董仲舒怀才不遇、不为时重、终老于胶西王相的同情和惋惜。他写道，“吾观汉家制，所发皆亡嬴。中间去取之，易苛稍宽平。何参不足责，本是刀笔生。文景尚黄老，申公负虚名。贤哉董大夫，三策贯汉廷。论说天人际，高吐三代英。仁义我所重，功利我所轻。纷纷弘汤间，独能尊圣经。所惜王者佐，竟老胶西卿。过条得遗庙，再拜瞻冠缨。至今读公书，片语皆世程。浩浩广川水，万古朝沧溟。因之观其澜，吾道得行少。”黎民表（生卒事迹无考）的诗声情并茂，读来令人涕下：“古庙丹青在，幽人此重寻。浮云碣石外，落日广川阴。壁尚藏书古，庭犹积草深。因怜不遇者，此地倍沾襟。”清刑部尚书、文学家王士桢《广川作》，用生花之笔再现了广川董子祠的日暮晚景，使人顿生思古之情：“广川二月尘十丈，枯柳无枝晚相向。戍旗落照翻荒墩，白草黄芦疑塞上。董公祠庙继烟沉，空郊日暮愁人心。玉杯旧墅应难问，一为停车咏竹林。”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由博士擢江都王相，江都治在今江苏扬州境内。扬州人为纪念董仲舒而建董子祠。清著名戏曲家孔尚任游扬州瞻仰董子祠，写下两首诗。其一，《江都董子祠访邓孝威，时选诗观三集》：选楼笔砚久凄凉，董子帷前草更荒。药里经冬同客住，茶烟到晚为诗忙。采风一卷添齐鲁，主社十年接李王。垂老能吟梁父句，不妨雪雨扑匡床。其二，《董井》：灌蔬园中泉，大儒不暇探。今日属盐官，水味仍古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