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舜俞《庐山记》等史志记载：唐德宗贞元时（785-805），河南洛阳人李渤与其仲兄李涉在庐山脚下隐居、读书。朱熹在《延和殿奏事》中提到“遂立簧舍”，也就是指办了学校。他们还驯养了一只白鹿，山村乡民视之为神，人们就称李渤为“白鹿先生”或“白鹿山人”。他们兄弟隐居的山谷，被称为白鹿洞。 

五代时，白鹿洞先由杨吴江州得阳县管辖，南唐李氏代杨吴，又改隶南唐江州奉化军德化县管辖。南唐异元四年（9闷O），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起了庐山国学，白鹿洞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庐山国学亦称白鹿国库、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这是一所与当时建立在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秦淮河畔国子监相类似的学校，故后来有的史书也称白鹿国学为“辟雍”。南唐朝廷派遣国子助教前来庐山国学，主持国学行政和教学工作。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以主教授。

建隆二年（961），南唐中主（元宗）李碌由金陵迁都南昌途中曾住落星诸（即当时德化县星子镇，现星子县城）。李碌及随行在游览庐山的同时，视察了庐山国学。他看到了学生江为的题壁诗“吟登萧寺旎檀阁，醉倚王家敢帽筵”非常赞赏。

五代，中原战乱频繁，政权更替不已，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而南唐、吴越因偏安江南，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华夏经济的重心所在。在发展文化、学术方面，南唐更为突出。江西是南唐君臣藉此与中原抗衡的后方，南昌又曾是南唐的南都，庐山是李瀑、李惺两位君主发迹之地，他们又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因此，在他们的极力倡导和关注下，庐山国学成为五代时期一所著名的大学和南唐重要文化学术中』合之一。

庐山国学生徒，最多时达好几百人，平时保持百余人不等，这些生徒不乏知名人士，如李中、刘钧、杨徽之、刘式、江为、伍乔、夏宝松、殷鸽、何昼等。其教授内容除传授与阅读儒家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据史料记载，庐山国学诸生中，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名扬四方。《全唐诗》中至今保留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

据史料记载，庐山国学的教学组织形式除采取“个别传授”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说”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马令《南唐书·朱弼传》载：朱弼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蜂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另据洪迈《客斋随笔》与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庐山国学曾置学田数十顷，收取田租以支付学校的各项开支。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将我国历史界关于学田设置推定时间向前推进了七八十年。

总之，庐山国学的办学和教学经验，如校址环境的选择；固定经费的确定；有相当造诣教师的选派；师生之间、学徒之间的互相切磋；大师的悉心讲学授徒等，都对后来的白鹿洞书院以及其他书院的办校和教学活动产生很大影响。开宝九年（976)，宋军攻占江州，南唐（江南）当局建置的庐山国学结束了它的历史，被北宋的白鹿洞书院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