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具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重庆巴渝地区,远在二百万年前便有人类居住繁衍。原始社会后期,因其所在之地大巫山盛产鱼盐丹砂,形成独特的盐丹文化。进入夏商以后,古老的巴族活跃在这里,建立起泱泱巴国,创造了自成一系的巴文化。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巴渝以其丰富的物资及勇武善战的巴渝民众,这里又成了支持中原王朝统一大业的柱石和后方基地,其军事文化又成为一大特色。 关键词:巴渝; 历史; 特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 K 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06)03-0005-04 一、三峡盐丹文化 三峡地区在地形、气候、生态上与东非大裂谷十分相像,猿人化石非常丰富,重要的有巫山猿人、建始猿人、郧县猿人、梅铺猿人,郧西猿人,而且有大量的巨猿化石以及南猿化石,虽然巫山猿人比东非的猿人要晚,这说明三峡地区像东非大裂谷那样发现三百万年前的猿人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不少古人类学家认为,长江三峡地区有可能成为世界人类的摇篮。 为什么长江三峡地区成了中国和亚洲人类的摇篮,甚至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摇篮呢?原因固然有多种,但这里产盐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峡地区的三大自流盐泉是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湖北长阳西面的盐水,以及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其中最重要是巫溪宝源山盐泉。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结成氏族、部落,发明陶器。有了炊煮,人们便可将盐泉的咸水煮成结晶盐粒,以便长期保存,或与无盐之地交换。由于三峡地区有如此重要的宝藏,在氏族公社时期,三峡地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氏族部落星罗棋布,反映在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遗址比比皆是,反映在文献上则是巫山诸巫的大量见诸记载。 据《山海经》的《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及《世本》、《路史》等文献记载,三峡地区有十六个巫,如《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爱在”。据《说文解字》“灵,巫也”,故灵山即巫山。 巫山诸巫,意义很多,首先他们是氏族或部落的巫师,是“以玉奉神”的男巫,同时他们又表示为部落或氏族首领,他们是当时文化的传承者,也是用巫医为氏族成员疗病的医师;他们有时又是部落的代名词,只不过后面加个所谓的“国”。以巫咸为例,他们长期掌握着宝源山盐泉,古代咸、盐二者互通,巫咸即巫盐,故他们以盐为氏,据史载巫咸是神农时巫,黄帝时巫,帝尧时医,殷王大戊时巫,其子巫贤为大戊之孙祖乙时相。可见,巫咸部落在三峡绵延数千年之久。 诸巫还有一项拿手本事,即用丹砂为人救命或治病,巫山古代又称丹山,就因出产能治病的丹砂之故,因丹砂有比较神奇的药用效果,故又被称为仙药,诸巫们曾奉天帝之命用仙药救活无罪而被杀的窫窳。 因此,盐与丹砂这两种生活必须的上等物资,皆产于巫山,而又被巫山诸巫使用。从而形成上古三峡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盐丹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大巫山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巴族、巴国与巴文化 四川大学张勋僚教授考证出:巴就是鱼,鱼就读巴![1] 巴族也是起自三峡——大巫山地区的民族,《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鳖，乘鳌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段关于巴人见诸历史的最早的记载，是打开巴人历史之谜的金钥匙。过去人们用尽各种方法试图解释这几句关于探索巴族历史的关键话语，可惜皆不理想，问题是他们脱离了巴族的生存环境和巴族的社会经济。纯粹从字面上去考释，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原来巴族的出现与大巫山的盐泉有密切关系，掌握这点，巴史之谜便迎刃而解了。 巴氏起自三峡水边，他们用船为棺即是证明。他们长于行舟，但宝源山盐泉在巫咸部落手中，巫咸有泉盐资源却不善长驾船，故他们利用巴人的长处，让其为他们运盐，巴氏族的成长就是从运盐开始的。“太暤生咸鸟”，太暤本东夷族首领，他们与中原炎黄为首的华夏集团较量失败后，一部分逃到长江中游苗蛮集团，与之杂居在一起，其文化水准高于南方，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间相互融合，东夷的首领与苗蛮的首领伏羲也融为一体了，出现太暤伏羲氏的提法，实际上伏羲与太暤毫无关系。 太暤生咸鸟，就是伏羲生咸鸟。咸鸟就是盐鸟，也就是运盐之鸟，巴人架着独木舟，自由自在地在长江之上为巫咸运盐。“咸鸟生乘釐”，“乘”即乘载，运载之意;“釐”有治理、管理的意思，“乘釐”，运载管理，也就是管理运载，亦即其首领成了管理运载盐务的人。此时的巴人已是从专门从事为人运盐转而为自己贩盐的一支队伍了，所获收益比为人运盐大有增长，巴氏族在贩盐中获取丰厚的收益从而使自己日益强大，故其首领被记为乘釐“乘釐生后照”，“后”即首领、头领的意思。进人夏王朝后，国王称后，如夏后启;“照应”是“灶”的异体字，后照即后灶，后灶就是灶后，管灶的头，也就是管煮盐的，产供销中产是第一位，故头领把主要精力花在兴灶煮盐，当灶后。事业越做越大，巴氏族在生产斗争中成长壮大，由氏族而部落了，巴部落在产运销巫盐中实力大增，大家不得不承认其为巫山诸部之人了，这事发生在后灶时，故“后照是始为巴人”——得到大家的承认，有了自己的地位，由此可见巴族是在生产、运销巫盐中诞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族在盐丹手工业的强大支撑下日益发展壮大，部民日渐增多，三峡地区农业资源相对贫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物后需求，于是分多支向外迁徙了。一支向东迁到洞庭湖北部地区，在这里日益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他们逐渐产生了本支系的图腾——巨蛇，故史书上称其为巴蛇，我们称其为巴人巴蛇部。在帝尧之时被羿征伐而强迁至汉水中游，建立起巴方。商王武丁时，再次被征伐失败后逃迁到今川陕交界的山地，故此山获巴岭山、巴山之称，今名为大巴山。 另一支以鱼鹰捕鱼，故鱼鹰——鱼凫成其为族徽，我们称巴人鱼凫部，他们顺长江西上，在今宜宾处，转崛江，上至成都平原，建立鱼凫蜀国——即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主人，后亡于杜宇氏。 再一支沿汉水而上至汉中盆地，再进人关中平原的宝鸡，因其以弓射鱼，故称巴族弓鱼部，建弓鱼国，受周天子之封，并逐渐融人周文化。[2] 还有一支虽然也向东迁徙，但并未脱离川鄂山地，他们来到今湖北长阳的武落钟离山，与其他四支同为巫山迁来的四个氏族樊、相、曋、郑结为部落，推巴氏族首领务相为部落首领，称其为廪君。他们沿夷水清江而上，夺取清江边最大的盐泉，吞并原盐泉的主人盐水女神部而强大，形成以四姓为君，以巴氏为首领的部落联盟式的“国家”——“巴国”。他们崇奉白虎为图腾，故称其为白虎巴人。 这支白虎巴人在廪君率领下，继续向西扩张，他们攻占了黔涪地区，再从郁江转乌江，到达乌水与长江汇合处——枳，即今涪陵区城关。 至此广袤的四川盆地展现在白虎巴人面前，他们凭藉郁山盐泉和黔涪大地，沿长江向西向东扩张，向东到达平都(今丰都)。再向西达泸州、高县，最后至于宜宾。于是巴族以今渝州半岛为自己的政治中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商朝末年，武王伐封，巴人以兵相从，在翦商灭封的过程中出任前锋，立了大功，周武王进行大封时，将姬姓贵族封在巴地，为子爵，建立起姬姓巴国——史称巴子国，原巴国贵族以“君长”身份保留其地位。 巴国建立后受到北边周朝先进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巴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历年发现的巴王陵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其工艺水平已与中原相差无几，传统的几项手工业尤其是制盐业有了飞速的进步，这时在今云阳、忠县发现新的盐泉，巴族百姓用围桶法采盐卤煮盐获取了巨大经济效益，这在川西井盐法产生以前，是最科学的办法。同时，酿制的巴乡清酒和蒟酱更是各国驰名。随着沿江台地、平坝的开垦，农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巴国经济的发展为军事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巴国疆域迅速扩大，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国灭掉庸国，作为战利品，巴国获得今奉节巫溪、巫山一大片土地，尤其是巫溪宝源山盐泉，这样，大巫山地区及盆地东部的全部盐业资源都掌握在巴国手中，使巴国经济更加强大，领土更宽阔，其鼎盛时“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3]地跨今川渝陕鄂黔湘黔六省市。 巴文化在这强大政治经济条件下迅速发展。作为巴文化最值得一叙的有以下几点:一是音乐舞蹈。根据《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种一人领唱众人合唱的形式正是巴歌演出的特点,显然下里巴人是一首巴地流行的通俗歌曲,以至流到楚国都城郢地很快被当地人传唱。巴人还有一种独特演唱形式,那就是唱竹枝歌,所谓竹枝歌是一种七言四句的通俗歌词,配固定的曲调即可演唱,唐朝刘禹锡写过若干首,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似无情却有情”。其曲调有时比较哀婉,白居易有首《竹枝词》写道:“竹枝苦怨怨何人,夜半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即可见一斑。 巴人舞蹈也分两种,其一是武舞。武王战纣,巴师出为前锋,光用这种武舞就使商殷士兵土崩瓦解,倒戈歼灭纣王。这种武舞在汉初战争中仍起作用,汉初部分巴人参加刘邦的汉军讨伐项羽,他们在军中跳起武舞,刘邦一见便知其为“武王伐纣之歌也!”命随军学习,并亲自命名为《巴渝舞》。这种《巴渝舞》仅打鼓的人员就36人,并引进宫廷,作雅乐之一,这即是《盐铁记·刺权篇》中所说的“鸣鼓巴渝作于堂下”的宫中演出。巴渝舞更主要是军中演出,以鼓励士气。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率大军几万外出大规模围猎——一种军事演习,演习完后让数万士兵跳《巴渝舞》,一时间千人合,万人唱,那场面之盛大,气势之雄伟,文献是这样描述《巴渝舞》的:“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疾俞飞电,回旋应视,武节齐声,或合或离”。[4] 巴人还有一种娱神求偶的文娱性歌舞,“男女相携蹁跹进退,故为摆手”。[5]这种舞蹈的延续即今之小摆手舞,“夜鸣锣击鼓,男女聚集,跳舞长歌曰摆手”。[6]他们除锣鼓之外,还有种叫钅享于的乐器,钅享于本流行于中原,中原绝后长期在南方巴地流行,在制作时以白虎为悬钮,以表明为巴之乐器,以木锤击其下面甬部而发声,多单使用,考古上也现三个成编,三个即可演奏简单歌曲。 巴人的建筑文化也很有特色。他们住的干栏式建筑,下为木柱悬空,柱上建楼,居其上既可防潮又可防毒蛇猛兽,此即今之吊脚楼也。 巴族崇奉白虎为图腾,因为首领“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因此要以人血为祭,同时在图语上多用虎形。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重庆的军事文化 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败绩兹方以后,巴、蜀二个奴隶制国家没落衰败之象暴露无遗,于是楚国大举西进,首先攻占夷水——今湖北恩施清江流域,夺取清江边之盐水。前361年前,并“深入其阻”攻占巴国黔中之地,巴国三大盐泉已失其二,巴国更加虚弱了,在楚威王时(前339~329年)楚军全面西进,攻占巴国东部地区——今巫山奉节、巫溪,置为巫郡,巴国最重要的盐泉——宝源山盐泉沦入楚国之手,三大盐泉丢失,巴国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都江州,及其北的陪都垫江——今合川,巴国残余仓皇北窜阆中,政权飘摇,故历史上留下“楚子灭巴”的记载。[7] 然而最后灭巴的却是秦,秦趁巴蜀内乱,蜀王欲攻巴地之时,乘机于前316年出兵灭蜀,并俘巴国君臣,巴国寿终正寝。 公元前314年秦国中央在巴地设巴郡并若干县,建立起对巴地的统治,其中郡治江州几乎等于现在渝西大部,大夫张仪并于同年筑江州城。终秦汉之世社会经济的发展,江州已初具山城风貌,东汉后期巴郡大守但望描写当时江州城的情况。“郡治江州,地势刚险,皆重屋累居……结舫水居五百余家”。[3]可见江州大城依山而建,屋舍重重叠叠,人烟很是稠密,江边尚有住于船舫之中五百余家二三千人。在今江北城一带统治者因人烟众多,另建有一城,由于在江州城之北,故称北府城,巴郡太守曾一度移此办公。这时南岸塗山之下,也出现了村庄街市。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战争频繁,历代统治者利用巴地在地理上的战略地位,巴蜀物资的丰饶,巴族战士的骁勇,作为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或北伐中原的大本营。这在川东地方特别明显。 秦国灭巴以后,即以此为桥头堡,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率大军“自巴涪水(今乌江)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8]然而楚国绝不会坐视这块战略要地的丢失,很快发动反攻,将其收回。 公元前308年,秦惠王又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9]很快又被楚夺回。 公元前280年,秦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巴蜀攻楚黔中”;“(昭王)三十年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10]完成了对黔中地区及奉节巫山,巫溪及今湖南的最后占领,迫使楚王窜于陈地(今淮阳),最后又败亡于寿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是依靠巴蜀之地灭楚而统一天下的。 西汉的统一又何尝不是这样,公元前206年,秦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受封于巴蜀汉中的刘邦凭藉三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募发巴渝之人为兵,还定关中,进而与项羽逐鹿中原。巴人天性劲勇,出任先锋,陷阵勇锐,为打败项羽立了大功。史家赞叹曰:“汉高帝灭汉中未几,反其锋以向关中,足迹虽未尝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军粮,陷阵者巴渝之劲勇,由故道而战陈仓,定雍地而王业成矣,孰谓由蜀出师而不可取中原哉!”。[11] 公元214年刘备率军进攻益州(成都),建立起对益州的统治。但在公元219年留守荆州的关羽即被吴将擒杀,荆州丢失,刘备十分震怒,并于公元221年不顾赵云等人的反对,率军讨伐东吴,临行前又闻张飞被害的噩耗,刘备越加执意伐吴。虽然出师顺利,迅速攻克夷陵(今宜昌),然被阻于猇亭一线,并在222年遭吴火攻,蜀军大败,全军覆没,刘备败退永安白帝城,很快生病不起,并于223年病逝,临终托付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这就是有名的白帝城托孤。 刘禅继位后让都护李严驻守巴郡江州,李严以为蜀汉政权主少臣疑,江山不稳,遂野心膨胀,妄图割据蜀国东部,为此大修江州城,《华阳国志·巴志》记载:“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今长江)通入巴江(今嘉陵江),使城为州(洲)。”李严所筑江州城与明清重庆城相差无几了。当时城已筑好,计划的四道城门中已修好东西城门,即苍龙门与白虎门。因调离江州而未能最完成。同时,李严还准备在今两江之间最窄的鹅岭处,将其挖断,让嘉江水入于长江,使今渝中半岛成一孤岛,以便更加易守难攻。 公元263年曹魏灭蜀,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随着司马氏统治的巩固,灭吴而统一天下便提上了日程。司马炎让羊祜作伐吴的准备,羊祜升其参军王浚为龙骧将军,组建水军。王浚利用巴蜀丰富的林木资源和能工巧匠,“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古之未有,”[12]王浚在巴郡东部诸县征召了一大批青年作水军骨干。公元271年五路大军伐吴,王浚水军冲进夔门,进入三峡,首克丹阳(在今秭归),并在西陵峡内破吴军的横江铁锁,冲出三峡东口南津关,再克峡口重镇夷陵(今宜昌市)。王浚水军所向无敌,连克夷道、夏口、武昌,直抵吴都建业,迫降吴主孙皓,九州山河重归一统,巴地水军厥功至伟,诗人刘禹锡赞曰:“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链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13] 公元551年,南齐以巴郡建巴州;公元553年,西魏尉迟迥攻占巴蜀;公元557年,宇文泰代西魏建北周,调整州郡建置,改巴州为楚州。 参考文献: [1]张勋僚.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J].南方民族考古, 1987, (1). [2]尹盛平.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C].成都:巴蜀书社, 1991. [3]常璩.华阳国志·巴志[M]. [4]宋书·乐志[M]. [5]龙山县志:卷十一[M]. [6]永顺县志:卷十[M]. [7]管维良.大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1999,(3、4). [8]华阳国志·蜀志[M]. [9]新序·善谋上[M]. [10]史记:卷五[M]. [11]蜀鉴:卷一[M]. [12]晋书·王浚传[M]. [13]刘禹锡.刘梦得集·西塞山怀古[M]. 作者简介:管维良(1941-),男,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三峡历史文化研究。 |
